

今天我们再聊一个伟大人物,的悲剧。他是作为第一任中国驻英法外交大臣,去英国的。
当时为什么会派他去英国?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,有一位叫马嘉理的英国传教士,在云南传教,结果在云南的腾冲,大家都知道,那也是一个边境小城,离缅甸很近,在那儿被杀了。当年很多外国传教士被杀,由此引起很多外交事件,又以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等地为多。很多时候,也是由于清朝不能妥善处理这些外交事件,引起了很多不必要的外交纠纷,最后又被迫受辱,可以说是非常不明智的举措,究其原因,还是因为对现代国家的外交规则不明白,也不能以国与国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处理。老是觉得自己是老大,别人都是蛮夷。
不过这次他们处理的还比较明智,决定向英国让步。为什么要让步呢?因为这时大清正准备收复新疆,不想再和英国闹出什么纷争,影响收复新疆。英国人说很好,如果要妥善处理此事,那你就派一个高级别的官员,亲自去见英国女王,向她当面致歉,再者,两国得尽快成立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,互派大使或领事,协调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,这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外交规范,可在当时,清廷认为,这是巨大的让步。
让步就让步吧,总要以大局为重,于是便派了郭嵩焘,作为代表前往英国,这一去,不但使郭嵩焘眼界大开,也为他的个人后来的命运,埋下了隐患。
他在普利茅斯港下船,当时正值晚上,普利茅斯的港口和街道,路灯全都亮了,灯火通明,有如白昼,郭嵩焘在国内黑暗里,熬油灯熬惯了的人,蜡烛都很少见,哪见过这个,大为惊叹,说,这哪是什么蛮夷之国,这文明程度远超我华夏。
他同时也兼任了法国大使,游历并研究了欧洲各方面的成就,和取得这些成就根本的原因,他在日记《使西纪程》里,详细记载了这些见闻,他的观察细致而深刻。
对议会民主,他惊叹其君主共治的模式,君主权力受宪法约束,这和当时清朝的皇权专制,形成了强烈的对比,对他震撼相当大。对法治精神的思考。“法律不必避权贵,平民亦有权利诉讼,制约权贵“,他认为这是英国之所以强盛的基础。对其社区和地方自治,也有很深的领会,他认为这是民众产生凝聚力的源头,还对铁路、电报、机器生产、科学教育等都有深入的调研。感叹世界一日千里,而大清仍人沉湎于”虚文“,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,还以天朝上国自居,可悲可叹。
他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洋务派的根本问题,只主张学习技术等末节,对政教的”本“却不深入学习,指出,”兵者末也,政教为干“。不从根本上学习,不培养能栽出鲜艳花朵的土壤,只知道剪枝插花,那只是看上去很美,是无水之源,无根之木。
他的这些见解,都非常有见地,可是过早的,睁开眼睛看世界,对于一个国家的觉醒,有警世钟的味道,可对于他个人来说,却并非什么幸事。人们在一个黑屋里睡得好好的,你非要打破屋顶,叫醒他们。通常他们对你并不感谢,而是咒骂和敌视。

他回国后,刊印了自己的《使西纪程》,引起了轩然大波,导致众叛亲离,书籍遭毁,他也被迫辞官回家,所有的同僚和朋友都谩骂和远离他。回到老家,家乡的士绅,竟不让他的船只靠岸,他的家,也差点被一把火烧了。
”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“的悲剧就在这里。
这令他非常的压抑和孤独。他写诗自嘲道,
“人生都是可怜虫,共把蹉跎笑乃公。奔走逢迎皆有数,大都如草只随风“。
这是他对大清整个社会基本面的批评,他死的时候,只有至亲一二人前去送葬,再无一人到他灵前,甚至他死后好多年,还有人建议把他抛棺戮尸,挫骨扬灰。
他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人,站得最高,看得最远,可他的际遇让人不忍直视。
他个人的悲剧何尝又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剧。但他毕竟启蒙了一批人,严复、陈宝琛,康梁,这些人,都是他当年引燃的星星之火。
我们再看他当年说过的话,不知道今天大家看了,是不是还有一定的思想穿透力。
一,西洋各国有本有末,其本在朝廷政教,其末在商贾、造船,制器、相辅以益其富强,又末中之一节也。
二,岂有百姓穷,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!
三,流传百代千龄后,定识人间有此人!

作者书法结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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